学舞蹈的第三个月，我脚踝上磨出了第一层茧。
那茧薄薄的，贴在骨头上，像一层半透明的蜡。洗澡时热水流过会微微发烫，手指按上去，能感觉到下面坚硬的骨头，和上面这一层不属于原本身体的、额外的皮肤。母亲每晚都会检查我的脚，她用拇指摩挲那些茧，眼神复杂——有心疼，但更多是某种近乎虔诚的满意。
“吃得苦中苦，”她总是这么说，然后给我涂上一种气味刺鼻的药膏，“台上才能一分钟。”
舞蹈教室在少年宫三楼，朝北的房间，冬天冷得像冰窖。墙面上嵌着一整面镜子，从地板直到天花板，我们所有人在镜子里无限复制，一排排穿着同样粉色紧身衣、白色裤袜的小身体，像工厂流水线上等待检验的产品。
老师姓林，退休的舞蹈演员，脖颈修长得像天鹅，走路时脊背挺得笔直，仿佛永远有一根看不见的线从头顶牵引着她。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木地板上，清脆，不容置疑。
“沈星灼，膝盖伸直。”
“沈星灼，脚背绷紧。”
“沈星灼，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那个女孩，额头沁着细密的汗珠，碎发粘在鬓角，嘴唇因为用力而抿成一条苍白的线。她做着和其他女孩一模一样的动作：五位站姿，擦地，小踢腿。可母亲说，我和她们不一样。
她说这话时，正蹲在教室后门的小窗户外面——那扇窗很高，她需要踮起脚尖才能看见里面。每次课间休息，我都能在那扇窗玻璃上看见她模糊的脸，像水中的倒影，随时会散去。
别的孩子的母亲不是这样的。
教室门口有一排塑料长椅，大多数母亲坐在那里织毛衣、聊天，或者低头看手机。下课铃一响，孩子们像小鸟一样扑出去，母亲们张开手臂，递上水壶，用纸巾擦那些汗湿的小脸。
“累不累呀？”
“今天学什么了？跳给妈妈看看。”
“真棒！晚上给你做红烧肉。”
那些声音软软的，暖暖的，像刚出炉的面包，散发着让人安心的香气。而我走向后门，母亲已经在那里等我，手里不是水壶，而是一个笔记本。
“刚才那个‘小弹腿’，你做的时候胯有点歪。”她翻开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我的动作问题，“回家得对着镜子多练几遍。还有，林老师说的那个‘呼吸带动动作’，你好像没理解，晚上我给你讲讲。”
我接过她递来的温水，小口喝着。水温刚好，不烫也不凉，就像母亲为我安排的一切，精确，妥帖，挑不出错处。可我就是想念那些会问“累不累呀”的声音，想念那些或许笨拙但毫无条件的拥抱。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在下课后没有立刻走向后门，而是像其他女孩一样，扑向等在正门的母亲们。我抱住离我最近的一个阿姨——玲玲的妈妈，她把玲玲搂在怀里，正用纸巾擦女儿红扑扑的脸。
我的手臂环住她的腰，脸埋在她柔软的毛衣里。阿姨身体僵了一下，然后轻轻拍我的背：“星星也下课啦？”
那拥抱只持续了三秒钟，但我记得毛衣上洗衣粉的香味，记得她手掌的温度，记得那种被全然接纳的、毫无目的的温暖。然后我听见母亲的脚步声，她走过来，对阿姨笑了笑，拉住我的手。
“回家了。”她说。
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快到家时，母亲忽然开口：“别人的妈妈是别人的妈妈。我是你妈妈，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
我点点头，盯着人行道砖块的缝隙。缝隙里有青苔，小小的，倔强地从水泥里钻出来。
变化发生在一个周三的傍晚。
父亲比平时早回家，公文包鼓鼓的。他脸上有一种罕见的、压抑着的兴奋，像孩子得到了心心念念的糖果，却要努力装作不在乎。晚饭时，他从包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宣传单，小心翼翼地摊在桌面上。
“看看这个。”
彩色印刷的铜版纸，在日光灯下反着光。最上面是一行醒目的艺术字：“‘未来之星’全国少儿舞蹈大赛东北赛区选拔赛”。下面印着几个孩子的照片，穿着华丽的演出服，在舞台上腾空，旋转，笑容灿烂得像永远不会黯淡。
母亲的筷子停在半空。她拿起宣传单，凑到灯下细看，手指抚过那些字，像在抚摸一件珍宝。
“这是……”
“我们单位王处长的女儿要去参加。”父亲压低声音，仿佛在说什么秘密，“小姑娘才七岁，学了两年芭蕾。王处长今天在办公室发这个，说让孩子见见世面。”
母亲的眼睛亮起来，那种光我很熟悉——像是黑暗中突然划亮的火柴。
“星星也可以去。”她转头看我，目光灼灼，“你学了三个月了，林老师说你条件好，悟性高。”
我嘴里的米饭突然变得难以下咽。我想起舞蹈教室里那些女孩，她们有的已经学了一两年，能连续转好几个圈而不倒，能轻松地把腿扳到耳边。而我，我还在为基本的“一位站姿”苦恼，总觉得自己的脚无法完美地转开。
“我……我不行。”我小声说。
“怎么不行？”母亲的声音高了些，“林老师都夸你。”
“大家都比我跳得好。”我的声音越来越小，“玲玲都能下腰抓脚了，我还不行。”
母亲放下宣传单，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暖，但握得有些紧：“星星，比赛比的不是谁学得久，是谁有天赋，有表现力。你站在台上，灯光打下来，所有人都会看见你——你和她们不一样。”
不一样。又是这个词。
父亲清了清嗓子：“报名费不便宜，加上服装、交通……可能要这个数。”他比了个手势。
母亲沉默了片刻。我听见墙上时钟的秒针在走，嗒，嗒，嗒，每一声都敲在我的心跳上。
“报。”母亲说，声音斩钉截铁，“钱的事我想办法。这是机会，不能错过。”
父亲点点头，又看了看我：“星星，你想去吗？”
我想说不想。我想说我很害怕。我想说我可以再等等，等我跳得再好一点，等我至少能像玲玲那样轻松地下腰。但当我抬起头，看见母亲眼中那簇燃烧的火苗，看见父亲眼中隐约的期待——他大概也希望我能像“王处长的女儿”一样，成为他在办公室里可以偶尔提起的骄傲——那些话就卡在喉咙里，变成一句含糊的：
“……听妈妈的。”
母亲笑了，那笑容如此明亮，以至于我暂时忘记了恐惧。她抚摸着宣传单上那个腾空的小女孩：“我们星星一定会跳得比她更好。”
接下来的一个月，舞蹈教室变成了战场。
母亲和老师商量后，为我选了一支独舞——《小天鹅》。不是《天鹅湖》里那段著名的群舞，而是一个简化改编的独舞版本，需要连续旋转、小跳，还要做出天鹅展翅、啄羽、嬉水的拟态动作。
“这支舞表现力强，容易出彩。”林老师说，“但对基本功要求也高。”
于是我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学校，舞蹈教室，家。每天放学后，母亲直接带我去少年宫，我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一遍遍练习。镜子里的那个女孩脸色越来越苍白，眼圈下有淡淡的青色，但母亲说那是“刻苦的证明”。
“疼吗？”她看着我脚踝上新磨出的水泡。
我点头。
“疼就对了。”她用针小心翼翼挑破水泡，涂上药，“现在疼一点，上台就不疼了。”
有时我会在练习的间隙看向窗外。暮色四合，其他孩子嬉笑打闹的声音从操场传来，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母亲坐在角落的椅子上，膝盖上摊着那本笔记本，她看着我的每一个动作，偶尔低头记录。
“停！”她忽然站起来，“这里，转圈之后衔接小跳，你总是慢半拍。再来。”
再来。再来。再来。
我记不清第几次摔倒时，膝盖磕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疼痛瞬间窜遍全身，我趴在地上，突然不想起来了。地板很凉，透过薄薄的裤袜传递到皮肤上。我盯着木地板的纹路，那些深深浅浅的沟壑像某种古老的文字，写着我看不懂的咒语。
“星星？”母亲的脚步声靠近。
我没动。
她蹲下来，手放在我肩上。我以为她会说“疼不疼”，会说“休息一下”。但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轻声说：“比赛那天，台下会有很多人。评委，观众，别的孩子的家长。如果你在这里就放弃了，那天该怎么办？”
我咬住嘴唇，尝到咸涩的味道，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站起来。”她说，声音很柔，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沈星灼，站起来。”
我站起来了。扶着把杆，重新摆好起始姿势。音乐再次响起，是钢琴曲《天鹅》的片段，温柔哀婉的旋律，在空旷的教室里回荡。
母亲回到座位上，重新拿起笔记本。我透过镜子看见她的侧脸，她的嘴唇抿得很紧，眼眶有些红。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她不是不心疼，她只是觉得，比起眼前的疼痛，未来那个“可能的失败”更让人无法承受。
比赛在市文化宫的剧场举行。
后台挤满了孩子和家长，空气里弥漫着化妆品、发胶和紧张汗水混合的味道。我穿着母亲特意定制的白色芭蕾舞裙，裙摆上缝着真正的羽毛，一层又一层的薄纱让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包装精美的礼物。母亲在我脸上涂涂抹抹，粉底，腮红，眼影，口红。镜子里的小女孩逐渐变得陌生，两颊绯红，眼睛被深色眼影衬得大而空洞。
“笑一个。”母亲说。
我扯动嘴角。
“不是这样，要发自内心地笑。”她捧着我的脸，直视我的眼睛，“想想你站在舞台中央，灯光只照着你一个人，所有人都为你鼓掌。想想那个画面。”
我闭上眼睛，试图想象。但我只看见一片黑暗，和黑暗中无数双注视的眼睛。
“第27号选手，沈星灼，准备上场！”
母亲最后检查了一遍我的头饰，用力抱了我一下——很短暂的拥抱，紧得让我几乎窒息。“去吧。”她在耳边说，“记住，你和她们不一样。”
我走上侧幕条，听见前一个选手的音乐进入尾声。掌声响起来，稀稀拉拉。舞台监督是个戴眼镜的阿姨，她对我笑了笑：“别紧张，就当是在家练习。”
可这不是在家。这里没有那面熟悉的镜子，没有母亲坐在角落的椅子上。这里只有黑暗的观众席，和台上刺眼得让人流泪的聚光灯。
报幕声响起。我深吸一口气，走上舞台。
光，首先感受到的是光。那么亮，那么热，像夏天正午的太阳直接照在脸上。我几乎睁不开眼，只能看见前排屏委模糊的身影，和更远处一片深不可测的黑暗。
音乐响了。熟悉的《天鹅》旋律。
我的身体开始移动，像被按下了开关。抬臂，踮脚，旋转。那些练习过千百遍的动作自动流淌出来，肌肉记忆超越了大脑的思考。我转圈，小跳，展臂做出天鹅的姿态。羽毛裙摆随着动作飞扬，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有那么一瞬间，我忘记了这是比赛。我只是在跳舞，像在舞蹈教室里一样。只是这次，没有母亲在角落记录我的每一个错误，没有“再来一遍”的命令。只有音乐，和我。
音乐进入高潮段落，需要连续三十二个挥鞭转。这是最难的部分，林老师说过，很多专业舞者都未必能完美完成。我稳住呼吸，开始旋转。
一圈，两圈，三圈……世界在眼前模糊成一片流动的色彩。我看见评委席上有人微微前倾身体，看见侧幕条里母亲紧紧攥着拳头的身影。我的足尖在疼痛，水泡大概又磨破了，但很奇怪，疼痛让我更加清醒。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我开始数，用林老师教的方法，每个数字对应一个节拍。汗水流进眼睛，刺痛。但我不能停。
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音乐戛然而止。我停在最后一个姿势，单足站立，另一条腿后抬，手臂伸展如翼。呼吸急促，胸口剧烈起伏，聚光灯烤得我头晕目眩。
寂静。长达三秒的寂静。
然后掌声响起来，先是零星的，然后连成一片。我缓缓放下腿，面向观众席鞠躬。起身时，我看见前排有个评委在点头，另一个在纸上写着什么。
我走下舞台，双腿发软。母亲冲过来抱住我，这次她抱了很久，身体在微微颤抖。
“跳得很好，”她声音哽咽，“真的很好。”
后台的其他家长围过来，说着祝贺的话。他们的孩子也看着我，眼神复杂——有羡慕，有不服，有单纯的惊讶。玲玲也在，她参加的是群舞，刚表演完，脸上还带着妆。她对我竖起大拇指，我笑了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
颁奖仪式上，我获得了少儿组银奖。当主持人念出“沈星灼”三个字时，母亲紧紧抓住我的手。我走上台，从评委手里接过奖杯和证书。奖杯很沉，是水晶的，刻着舞蹈的小人形状。闪光灯此起彼伏，我按照母亲事先教的那样，微笑，举起奖杯。
在那些闪烁的光点中，我忽然想起舞蹈教室那面镜子，想起镜子里一排排穿着同样衣服的女孩。母亲总说我和她们不一样，可现在，我站在领奖台上，手里拿着和她们中某些人一样的奖杯，接受着和她们一样的掌声。
那么，我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直拿着奖杯和证书，时不时低头看，嘴角噙着笑意。父亲特意请假来观赛，此刻他走在母亲身边，脊背挺得比往常直一些。
“王处长也来了，看见星星了。”他对母亲说，声音里有压抑不住的兴奋，“他女儿只拿了优秀奖。”
母亲点点头，手指摩挲着奖杯光滑的表面：“我说过，我们星星不一样。”
正是黄昏时分，夕阳把街道染成暖金色。我们拐进熟悉的巷子，远远就看见小胖蹲在院门口玩弹珠。他抬起头，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然后跑过来。
“星星！”他眼睛亮晶晶的，“我听玲玲说你去比赛了？还拿奖了？”
母亲替我回答：“银奖。”她把奖杯往前递了递，让小胖看。
小胖凑近看了看，发出夸张的惊叹声：“哇！好厉害！”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什么，塞进我手里，“这个给你。”
是一张画。用蜡笔画的，纸张皱巴巴的，边缘有点卷。画上有一个小女孩，穿着蓬蓬的裙子（涂成了歪歪扭扭的粉红色），单脚站立，手臂张开。背景是乱七八糟的蓝色线条，大概是天空。最上面用拼音写着：xīng xīng tiào wǔ，zhēn bàng！
“我自己画的。”小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恭喜你。”
我捏着那张画，蜡笔的质感粗糙而温暖。画上的小女孩笑得嘴巴咧到耳根，和我今天在台上那种“标准笑容”完全不同。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歪歪扭扭的小人，更像真实的“沈星灼”。
“谢谢。”我说。
小胖咧嘴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下次比赛还去吗？我去给你加油！”
母亲替我回答：“去，当然去。我们星星以后要参加更多比赛。”她牵起我的手，“走吧，回家了，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小胖还站在原地，对我挥手。夕阳给他整个人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像某个童话里的场景。我把那张画小心地对折，放进舞蹈包最里面的夹层。
那一刻我不知道，这张粗糙的、幼稚的画，会成为我未来很多年里，关于“童年”最具体的记忆。
比赛像一扇门，打开后，许多东西涌了进来。
首先来的是母亲搜集到的信息。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份名单，上面列着省内几个城市的“专业舞蹈培训机构”，有的附属于艺术院校，有的是私人创办但“有门路”的舞蹈学校。她用红笔在其中一个名字上画了圈：蓉城艺术少儿舞蹈学校。
“在蓉城，”晚饭时她指着那个名字，“听说他们的学生经常参加电视演出，还有被选去拍广告的。”
蓉城离我们这里有四个小时车程。我低头扒饭，没说话。
父亲看了看资料：“学费不便宜，住宿费也高。而且星星这么小，一个人去外地……”
“就是为了她好才要去。”母亲打断他，“在这里，少年宫已经是最高水平了。想要更好，就得去更好的地方。你看看那些童星，哪个不是从小在外培训？”
“再考虑考虑吧。”父亲说。
母亲没再争论，但我看见她眼神里的光没有熄灭。那是一种我已经开始熟悉的光——当她认定某件事对我“好”时，那种光就会亮起来，直到事情按照她设想的方向实现。
几天后的下午，真正的转折来了。
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个陌生女人。她大概四十岁左右，穿着时髦的套装，烫着卷发，身上有浓郁的香水味。母亲坐在她对面，腰背挺直，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混合着紧张、兴奋和一种小心翼翼的恭敬。
“星星，回来啦。”母亲招手，“这是刘阿姨，专门从省城来看你的。”
刘阿姨站起身，上下打量我，那目光像在评估一件商品。她绕着我走了一圈，示意我：“站直点，走几步看看。”
我看向母亲，她轻轻点头。我照做了。
“嗯，条件确实不错。”刘阿姨坐回沙发，从精致的皮包里掏出一沓资料，“是这样的，我在省城开了一家艺术经纪公司，专门发掘和培养有潜力的童星。我们和电视台、剧组都有合作。这次来这边，就是听说有个舞蹈比赛出了个好苗子。”
母亲的眼睛更亮了。
“我们公司有个‘明日之星’培养计划，针对像星星这样有天赋的孩子。”刘阿姨的语速很快，吐字清晰，像背熟的台词，“培训、包装、推荐参赛、安排演出，一条龙服务。只要进了我们的计划，半年内保证能上省级电视台的节目，一年内有机会参与影视剧拍摄。”
“真的？”母亲的声音有些抖。
“当然。”刘阿姨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我们有专业的团队：舞蹈老师是首都舞蹈学院毕业的，声乐老师给歌手做过培训，表演老师更是中戏出来的。只要孩子配合，我们就能把她打造成真正的明星。”
她递过来几张照片，上面是几个打扮精致的童星，有的在录制节目，有的在影视剧里，个个笑容灿烂。母亲一张张仔细看，手指轻轻抚摸照片表面。
“那……费用方面？”父亲不知何时站在了厨房门口，手里还拿着锅铲。
刘阿姨报了一个数字。
空气凝固了。我看见父亲和母亲对视一眼，那眼神里有震惊，有犹豫，还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这个数……不小。”父亲慢慢地说。
“投资孩子的未来，怎么能算贵呢？”刘阿姨的语气轻松，“想想看，一旦出道，接个广告就赚回来了。我们上一个培养的孩子，现在拍一集电视剧片酬是这个数。”她又报了一个数字。
母亲深呼吸，然后看向我：“星星，你想不想上电视？像这些哥哥姐姐一样？”
我想起比赛那天刺眼的聚光灯，想起台下黑压压的观众，想起站在台上时那种既兴奋又恐惧的感觉。我想说我不知道，但母亲的眼神让我把话咽了回去。
“想。”我小声说。
母亲笑了，转向刘阿姨：“我们加入。”
接下来的半个月，家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氛围。
母亲开始频繁地和刘阿姨通电话，每次都避开我和父亲，在阳台上小声说着什么。父亲则更沉默了，烟灰缸里的烟蒂越来越多。有时我半夜醒来，还能看见客厅里亮着灯，父亲坐在沙发上，对着那叠合同发呆。
钱是从银行取出来的，厚厚几沓，用报纸包着。我听见母亲和父亲低声争吵：
“这可是我们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一些……”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刘姐说了，只要培训三个月，就能接小广告，钱很快就回来。”
“万一……”
“没有万一。”母亲的声音斩钉截铁，“这是星星的机会，也是我们的机会。”
钱交给刘阿姨的那天，她笑得格外亲切。“放心吧，一个月后，保证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星星。”她摸了摸我的头，“好好努力，你可是我们公司今年重点培养的对象。”
她离开后，家里突然安静得可怕。母亲坐在沙发上，久久地盯着空荡荡的茶几——钱曾经放在那里。父亲站在窗前抽烟，烟雾在夕阳的光束里缓慢上升，盘旋，消散。
第一个月，刘阿姨每周会打一次电话，汇报我的“培训进展”：“星星很用功老师都夸她有天赋已经在接触一个小广告了”。母亲每次都开免提，让我和父亲一起听。她脸上重新有了光彩，做饭时会哼歌，给亲戚打电话时语气里满是自豪。
第二个月初，电话的频率变成了两周一次。理由很合理：“最近在封闭训练，准备一个重要选拔。”母亲虽然有些不安，但更多的是期待。
第二个月下旬，刘阿姨的电话打不通了。
一开始是忙音，后来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母亲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她开始疯狂地打电话，给刘阿姨留过的其他号码，给所谓的“公司前台”，但都没有回应。
“可能……可能手机坏了。”她喃喃自语，“或者出差了，信号不好。”
父亲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请了假，按照合同上的地址去了省城。两天后他回来，脸色灰白。
“公司地址是假的。”他说，声音干涩，“那个写字楼里根本没有艺术经纪公司。我问了物业，说那个房间上个月就退租了。”
母亲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突然失去灵魂的雕塑。许久，她低声说：“报警。”
警察来了，做了记录，但态度并不乐观：“这种骗子流动性大，钱很难追回来了。”他们看了一眼我，“孩子没事就好。”
骗子。这两个字像冰锥，刺进家里的空气。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做饭，父亲泡了方便面。我们三个人坐在餐桌前，谁也没动筷子。灯光惨白，照着母亲空洞的眼睛，和父亲紧握的拳头。
最后是母亲先开口，声音嘶哑：“对不起。”
她是对父亲说的，但眼睛看着我。那眼神里有太多的东西：愧疚，绝望，不甘，还有某种不肯熄灭的、顽固的光。
“钱没了，还可以再赚。”父亲说，但声音里没有多少底气。
母亲摇摇头，突然抓住我的手：“星星，妈妈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的天赋。我们被骗了，但你不能被耽误。你还小，还有时间，还有机会……”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母亲从抽屉里拿出那份早已准备好的资料，蓉城艺术少儿舞蹈学校的宣传页。纸张已经有些卷边，但那个红圈依然醒目。
“这里。”她指着那个名字，“我问过了，虽然贵，但是正规学校，有资质，出过不少人才。他们下个月有新一期开班，我们……送你去这里。”
我睁大眼睛：“去蓉城？”
“嗯。”
“一个人？”
“学校提供住宿，有生活老师。”母亲避开我的目光，“爸爸妈妈要工作，不能陪你去。但是周末可以去看你……”
“我不去。”我第一次这样明确地拒绝，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我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我想在家，想去现在的舞蹈班，想和小胖、玲玲一起上学……”
“星星！”母亲打断我，她的眼眶红了，“你还不明白吗？家里的钱被骗光了！为了那个骗子，我们欠了债！如果你不去更好的地方，不闯出点名堂，那些钱就真的白扔了！你的天赋也白费了！”
“可是我不想去……”我的眼泪掉下来。
“你必须去。”母亲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我心上，“我们没有退路了，星星。妈妈错了，妈妈太着急，被人骗了。但正因为我错了，你才更要比别人努力，才更要成功。否则……否则妈妈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看向父亲，希望他能说什么。但他只是低着头，手指深深插进头发里。许久，他说：“星星，听妈妈的话。”
那一刻我知道，这件事已经定了。
离家的那天是九月初，夏天的尾巴，空气里还有暑热，但早晨的风已经带着凉意。
我的行李很简单：一个行李箱，装衣服和日用品；一个舞蹈包，装着练功服和舞鞋；还有一个书包，母亲说到了那边也不能落下文化课。父亲请了半天假，和母亲一起送我去火车站。
蓉城艺术少儿舞蹈学校在蓉城市郊，需要先坐四个小时火车到蓉城，再转乘学校的接送大巴。母亲提前联系好了，大巴会在火车站东广场等。
候车室里人很多，嘈杂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来。母亲最后一次检查我的行李，把一张折叠好的纸塞进我外套口袋：“这是妈妈写的，怎么换洗衣服，怎么和同学相处，怎么给家里打电话……都写上面了。还有，这些钱你贴身放好，应急用。”
她蹲下来，帮我整理衣领。她的手指在颤抖，眼睛红肿着，昨晚她一定又哭了。
“到了学校，听老师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练功。每周六晚上，我们给你打电话。”她的声音哽咽了，“想家了……就想想，你是为什么去的。你是为了你的未来，星星。”
广播响起，开始检票。父亲提起我的行李箱，母亲牵着我的手。穿过拥挤的人群，走向检票口。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不真实。
在检票口前，母亲突然紧紧抱住我。很用力很用力的拥抱，仿佛要把我嵌进她的身体里。我闻到她身上熟悉的雪花膏香味，感觉到她温热的眼泪落在我颈窝。
“对不起，星星。”她在耳边说，声音破碎，“妈妈对不起你。”
然后她松开了，把我轻轻推向检票口。“去吧。”她挤出一个笑容，“我们的星星，是最勇敢的。”
父亲拍了拍我的头，什么也没说。
我拖着行李箱，穿过检票口。回头时，看见父母还站在那里，母亲在挥手，父亲揽着她的肩膀。他们的身影在人群中逐渐变小，模糊，最后消失在攒动的人头后面。
火车开动了。窗外熟悉的城市景色开始后退，楼房，街道，远处的烟囱，一点一点远去。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
口袋里有什么硌着，我掏出来，是小胖送我的那张画。画上的小女孩还在咧着嘴笑，手臂张得开开的，仿佛随时要飞起来。我小心地抚平纸张上的褶皱，把它夹进随身带的一本童话书里。
火车驶出城市，进入郊野。田地，河流，远山，陌生的风景在窗外飞驰而过。我从舞蹈包里拿出那双已经有些旧的芭蕾舞鞋，鞋尖的缎面磨损了，母亲用同色的线细密地缝补过，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我抚摸着那些补丁的痕迹，想起舞蹈教室冰冷的镜子，想起比赛时刺眼的聚光灯，想起母亲在台下紧握的拳头，想起她红肿的眼睛和那句“对不起”。
车厢里有人在吃泡面，气味弥漫开来。我突然想起母亲做的红烧肉，想起家里餐桌上方那盏温暖的灯，想起此刻应该在学校操场上和小胖他们玩捉迷藏的沈星灼。
但那个沈星灼已经留在了身后那座渐行渐远的城市里。
现在坐在这趟列车上的，是一个要去蓉城、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要一个人面对未知生活的、九岁的沈星灼。
火车钻进隧道，黑暗瞬间吞没了一切。在轰鸣声和绝对的黑暗里，我闭上眼睛，握紧了手中的舞鞋。
鞋尖的补丁粗糙而坚实，像茧，像盔甲，像某种无声的承诺。
我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我。
我只知道，我已经踏上了这条母亲为我选择的、无法回头的路。而这条路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在陌生的土地上，独自旋转，直到再次找到站稳的支点。
窗外，隧道尽头的光正一点点扩大。
像另一个世界，正在缓缓开启它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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