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背影，站在窗前，站得很直。
他把照片放在窗台上。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远处的灯火。那些亮着的窗户，一扇一扇，像无数只眼睛。他想起程默论文里那句话：“每一扇窗户后面，都应该有光。”
他不知道自己的窗户后面有没有光。
但他知道，程默站在窗前的时候，一定想过些什么。那些晚上，他睡不着的时候，站在窗前，他在想什么？在想那些被剽窃的图纸？在想那些石沉大海的申诉？在想那个十二岁的女儿以后怎么办？
赵德利不知道。但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用再想了。
他轻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被风吹散了，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程默，你设计的房子，我住了。”
然后他向前迈了一步。
对面那栋楼上，十五楼的距离，太远了，看不清。但如果有人在那个位置，用望远镜看，会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
她站在黑暗中，一动不动，正看着这边。
她手腕上戴着一块旧表，表盘上有一道裂痕。夜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没动。
她看着那扇窗户，看着那个身影从窗前消失。
然后她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
三点十七分。指针刚好停在这个位置。
她站在那里，很久没动。夜风吹过来，很凉。远处的城市灯火通明，一扇扇窗户亮着。没有人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她把表摘下来，攥在手心里。表盘上的裂痕硌着掌心的肉，有点疼。
然后她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2.1
1982年秋天，钱守成走进政法大学的大门。
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临行前，父亲卖了家里的猪，凑齐路费。母亲把一袋煮鸡蛋塞进他包里，说：“守成，出去了，要替老百姓说话。”
他点头，记下了。
四年后，他以全系第三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省城最大的律所。报到那天，他穿着借来的西装，站在写字楼门口抬头看。二十三层，玻璃幕墙反着光，他眯起眼睛，觉得这辈子值了。
头两年，他什么案子都接。合同纠纷、离婚官司、交通事故，来者不拒。但每次路过法院门口的告示栏，看见那些举着牌子求助的人，他都会停下来。
那些人手里举着纸壳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字：还我公道、黑心开发商、求求青天大老爷。他们看见穿律师袍的，就会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讲自己的事。
同事说：“老钱，别理那些人，没钱挣。”
他没听。下班之后，他开始无偿帮那些人写诉状，代理案子。不收钱，有时候还倒贴交通费。
1987年，他帮一个被开发商强拆的农户打赢了官司。那个老农在法庭上哭得跪下来，喊他“钱青天”。他赶紧把人扶起来，说：“别这样，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老农那句话，钱青天。
他对着镜子看自己，二十七八岁，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想：我这辈子，就当个钱青天，挺好。
1988年，他接了一个土地纠纷案。
案子不复杂。一个村子把地租给开发商建厂，合同签了十五年。第三年，开发商单方面毁约，把地转卖给别人，租金一分不给。村里人告了一年多，没人理。
钱守成接了这个案子。他跑了三趟村里，取了十七份证言，翻烂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庭那天，他准备了三个小时的辩护词，只讲了半小时，法官就打断了他。
“原告证据充分，被告还有什么要说的？”
被告律师站起来，说了一句话：“这个案子，涉及市里的重点工程，建议休庭合议。”
法官沉默了三秒。然后敲锤：“休庭。”
钱守成愣住了。他追到法官办公室，问为什么要休庭。法官没理他，低头看文件。
三天后，判决下来：原告败诉。
钱守成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他再上诉，被驳回。
一个月后，所里主任找他谈话。主任说：“小钱，那个案子，别跟了。”
他问为什么。
主任说：“开发商背后有人，市里打过招呼了。你再跟下去，对自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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