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曼君，今年 62 岁。
2017 年的深秋，我站在北京西三环那家星级酒店的旋转门前，手里攥着被汗浸湿的知青聚会邀请函，指节因为用力泛着青白。风卷着银杏叶擦过我的裤脚，带着北京独有的、混着汽车尾气与书卷气的味道，和我 1969 年冬天离开这里时，一模一样。
那年我 14 岁，背着洗得发白的铺盖卷，挤上了开往陕北的绿皮火车。扒着车窗看天安门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以为那只是一场暂时的别离。我总想着，我会回来的，会回到北京，走进我从小就向往的北京大学的校门。
可我再一次踩在北京的土地上，已经是 48 年之后。两鬓斑白，满脸沟壑，手上的老茧磨得邀请函的纸边起了毛，藏在袖子里，怎么都捂不平。
是女儿王娟硬推着我来的。
她说，妈，恢复高考 40 周年了，当年的老知青都聚，你也去看看吧，就当回北京散散心。
我犹豫了半个月。
40 年了，我这辈子都在回避 “高考” 这两个字。像回避陕北冬天刮起来能割破脸的白毛风，像回避窑洞里那只锁了一辈子的红漆木箱子。我总觉得，那是我这辈子的疤，揭开了，就只剩血淋淋的空壳。
可王娟说，妈，你总不能一辈子躲着。你才 62 岁，你的日子，不能全耗在陕北那孔窑洞里。
最终我还是来了。坐了 6 个小时的高铁，从黄土高坡一路到了北京。王娟给我买了新的藏蓝色外套，软底的皮鞋，临出门前反复给我理了衣领，说，妈，你当年是北京城里最有才气的姑娘，到哪儿都不能输了气场。
我笑了笑，没说话。
才气？早就被陕北 40 年的黄土，埋得连渣都不剩了。
聚会的包厢在酒店三楼，推开门的瞬间，喧闹声涌过来，裹着烟酒气和久别重逢的热络。满屋子的人，头发都白了大半，穿着体面的外套，戴着金丝边的眼镜，举手投足间都是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他们是退休的官员，是大学的教授，是有名的作家，是当年和我一起，在陕北的窑洞里啃过窝窝头、睡过土炕的知青。
只有我，像个误入宴席的外人。缩在角落的椅子上，端着一杯热茶，连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有人认出了我，愣了半天，才试探着喊了一声：“曼君？陈曼君？”
我抬起头，笑着应了。他们围过来，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怎么一直留在陕北，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扯着嘴角，说就那样，嫁了人，生了孩子，在农村过了一辈子。
他们的眼神里，有惋惜，有惊讶，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疏离。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当年在陕北的知青点，我是出了名的才女，整本《红楼梦》能倒背如流，写的文章被公社当成范文贴在墙上，连县里的干部都夸，这姑娘是个上北大的料。
可谁能想到，40 年过去，当年那些连字都认不全的知青都回了城，当了官，只有我，一辈子困在了黄土高坡，成了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
就在我手足无措，想找个借口溜出去的时候，包厢的门又开了。
一个穿着深灰色西装，头发白了一半，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手里端着酒杯，刚和人说了两句话，目光扫过我的时候，突然定住了。
手里的酒杯晃了一下，红酒洒在了洁白的桌布上，晕开一小片刺目的红。
他穿过人群，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脚步都有些不稳。周围的喧闹声好像瞬间消失了，我只能听见自己越来越快的心跳，像陕北窑洞里那口老座钟，一下一下，砸得我胸口发疼。
是李建明。
我的初恋，当年和我一起从北京下乡到陕北的知青。我们曾在同一个煤油灯下复习，曾对着黄土高坡的月亮，发誓要一起考上北大，一起回北京。
他老了。眼角的皱纹深了，背也微微有些驼，可那双眼睛，还是和当年一样，亮得像星星。
他站在我面前，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连问了两遍：“曼君？真的是你？”
我站起身，喉咙发紧，半天只挤出一个字：“是。”
他盯着我看了好久，眼眶突然红了。然后他问出了那句话，那句像一把淬了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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