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颗珍珠之未拆封的蜡笔佚名佚名热门小说完结_热门的小说七颗珍珠之未拆封的蜡笔佚名佚名

一、完美的等待1997年的春天，我七岁，住在青石板路尽头的老院子里。

院子东南角有一棵三层楼高的泡桐树，四月时紫花开成云，落下来铺满地，

踩上去软软的没有声音。我的房间在二楼，窗子正对着树冠，起风时满屋子都是晃动的叶影，

像水底。蜡笔出现在我生日那天的早餐桌上。

不是随便放在那里——母亲特意清理了桌面的碎屑，铺了那块绣着栀子花的米白桌布，

蜡笔盒端端正正摆在中央，两侧各点了一支细长的红蜡烛，尽管是白天。晨光从东窗斜进来，

刚好照在银白色的包装盒上，折射出细碎的、彩虹般的反光。“百货公司最贵的一种。

”母亲说这话时，手指轻轻拂过盒面，像是拂拭一件瓷器，“二十四色，比普通的多八种。

你看这个金色，”她指向盒子侧面的色样，“是真金粉调的，画出来会发光。”我爬上椅子，

跪坐着凑近看。盒子上印着一群穿背带裤的小兔子，它们手拉手围成圈，

每只兔子手里都举着一支不同颜色的蜡笔。最奇妙的是包装的质感——不是纸壳，

而是一种覆了膜的硬卡，摸上去冰凉光滑，像冬天里母亲梳妆台上的粉饼盒。

“等你画一幅最漂亮的画时再用。”母亲说。

“最漂亮的画”五个字在七岁的我心里激起一圈圈涟漪。

美术课本上梵高的向日葵、邻居姐姐获奖的水彩画、过年时奶奶剪的窗花……但那些都不够。

这盒蜡笔值得更好的，值得一个前所未有的、让所有人都惊叹的作品。

父亲从厨房端出长寿面，热气模糊了他的眼镜。他瞥了一眼蜡笔，笑了：“好东西要趁新用，

放久了颜色就不鲜了。”“你懂什么。”母亲嗔怪地看他一眼，“好蜡笔越放越沉稳。

急急忙忙用，那是糟蹋。”这句话成了蜡笔命运的判词。我把蜡笔带回了我的小房间。

房间朝北，终年阴凉，只有下午三四点钟，阳光会艰难地爬过邻家的屋顶，

在我书桌上停留大约二十分钟。我决定给蜡笔找一个配得上它的地方。书架最上层，

齐我眉毛的高度，那里原本放着几本厚重的词典和父亲不用的旧课本。我把它们挪开，

用抹布仔细擦了灰尘，然后才把蜡笔盒放上去。位置要正，盒子的银色封面要朝外，

这样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做完这些，我退后三步，审视自己的安排：蜡笔在阴影里，

但晨起时的天光会从窗户斜射进来，刚好擦过盒子边缘——既不会暴晒让它褪色，

又足以展现它的存在。完美。第一周，我每天要爬上椅子看它三次。早晨醒来第一眼，

放学回家放下书包，睡前最后一眼。我不碰它，只是看。

看它在不同光线下微妙的变化：阴天时它是沉静的银灰，晴天时它是跳跃的亮白，傍晚时分，

西晒的余晖会把它染成淡淡的粉金色。第二个月，我开始为它构想那幅“最漂亮的画”。

应该很大，要用掉整张四开的白纸——不，也许更大，要用报纸那么大的纸。应该画什么呢？

最初我想画院子里的泡桐树，但马上否定了：树是绿色和棕色的，用不到金色和银色。

后来我想画海底世界，有彩色的鱼和珊瑚，但蓝色和绿色太多了，会冷落红色系。

我甚至为此列了一张清单，在数学作业本的背面，用铅笔工整地写下二十四种颜色，

是白天没有星星……• 深红：玫瑰• 天蓝：天空• 草绿：草地 ……清单越列越长，

元素越来越多，最后我发现，要在一幅画里安置所有这些东西，画面会拥挤得像菜市场。

我撕掉了那张纸。春天过去了，泡桐花落尽，长出肥厚的绿叶。蜡笔还在书架上。

有时我会做这样的梦：我终于打开了它，但蜡笔在阳光下迅速融化，变成一摊彩色的油泥。

醒来后心怦怦跳，摸黑爬下床，踮脚确认它还在——硬硬的，凉凉的，完好无损。

于是更坚定了“不能轻易打开”的决心：它太完美了，完美到让人害怕失去。

母亲偶尔会问：“还没用呢？”我总说：“还没到特别的日子。”“什么日子算特别？

”我答不上来。在我的想象里，那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日子：天气要晴朗但不燥热，

心情要愉快但没有杂事打扰，最重要的是，我必须“准备好”——画技准备好，构思准备好，

连握笔的手指都要在最佳状态。这样的日子，始终没有来。

二、消失的盒子变故来得像夏天午后的雷阵雨，没有预兆。八月初的一个傍晚，

父亲比平时早回家两小时。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色像浸过水的报纸。

我正蹲在院子的水槽边看蚂蚁搬家，听见他对母亲说：“调令下来了，去广州。下周三报到。

”母亲正在择豆角，手指停在空中：“下周三？今天已经周五了。”“所以，

”父亲的声音干巴巴的，“我们最迟周二晚上必须出发。”接下来三天，

家里变成了混乱的旋涡。衣柜被掏空，碗柜被清空，

连墙角那盆养了十年的龟背竹都被决定是否要带走。

所有东西被分成三堆：带走、送人、扔掉。界限模糊不清，常常是早上决定带走的，

下午又被归入“扔掉”。我的小房间首当其冲。书架上的书被粗暴地拽下来，

扔进纸箱或编织袋。母亲的动作又快又猛，像是在进行某种报复。

她抱怨了十年潮湿的墙壁、狭窄的空间、爬上爬下的楼梯，现在终于可以离开，

于是连带着对这里的一切都失去了耐心。“这个要吗？”她抓起我的贝壳收藏罐。“要的！

”我赶紧说。“这个呢？”是我用冰棍棒搭的小房子。“……也要。”“都要都要，

哪带得走那么多？”她把冰棍房子扔进了“扔掉”的纸箱。我的心抽了一下，但没敢抗议。

七岁的我在那个混乱的下午，学会了第一课：在成人的决策风暴中，孩子的坚持像蒲公英，

一口气就散了。然后，她看到了那盒蜡笔。它在书架顶层已经待了十五个月。

银白色的盒面上落了一层薄灰，边角处有些许磨损——是我频繁爬上爬下查看时，

袖口无意间蹭到的。但在阴影里，它依然散发着一种庄严的、静默的光。“这个总该扔了吧。

”母亲说着，伸手去拿。“不行！”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用那么大的声音对她说话。她吓了一跳，手停在半空。“这盒蜡笔……还没用过。

”我的声音又弱了下去，带着哭腔。母亲的表情柔和了一瞬。她拿下蜡笔盒，

用围裙擦了擦灰。“都这么久了，”她喃喃道，“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然后她做了那个动作——打开了盒子。“咔哒”一声，塑料卡扣弹开。那一瞬间，

时间好像停滞了。屋外打包的声音、父亲打电话的声音、远处巷子里叫卖豆腐脑的声音，

全部退成模糊的背景。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个正在开启的盒盖，和即将显露的——颜色。

二十四支蜡笔整齐地躺在塑料凹槽里，每一支都裹着崭新的包装纸。红是正红，

像对联上最浓的那一笔；蓝是钴蓝，像暴雨前最深的天空；绿是翠绿，像刚冒出头的嫩芽尖。

最特别的果然是金色和银色，它们真的掺了闪粉，在昏暗的房间里自己发着微光。

母亲抽出了那支金色的。我的呼吸屏住了。她要用它了，在我的面前，随随便便地，

在一个混乱的搬家下午。这不对，这完全不对——我的“最漂亮的一幅画”还没有构思好，

阳光的角度不对，我甚至还没洗手！她在旁边的废报纸上划了一下。一道金线出现了。

不是暗淡的黄色，是真正的、带着金属光泽的金色，像把夕阳熔化后凝固在纸上。那么耀眼，

那么奢侈，那么……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还好用。”母亲说，语气里有一丝如释重负，

好像证明了蜡笔还能用，就完成了某种检验。然后她把金色蜡笔插回原位，盖上盒子。

我以为她会还给我。但她没有。她环视了一下混乱的房间，

目光落在墙角那个已经半满的纸箱上——箱子上用黑色马克笔潦草地写着“不要”二字，

里面堆着缺页的旧杂志、断腿的玩具熊、脱胶的相册。她走过去，弯下腰，

把蜡笔盒放了进去。“妈……”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这些零碎东西就别带了，

”她没回头，继续收拾书架，“新家那边什么都有。广州可是大城市，

百货公司里的蜡笔比这好得多。”我想说“我不要更好的我就要这个”，

想说“它还没画过画”，想说“求求你”。但我什么也没说出来。我只是站在那里，

看着那抹银色消失在旧杂志的缝隙里，像一个秘密被埋葬。父亲在楼下喊：“车约好了！

明早八点来装大件！”母亲应了一声，匆匆下楼。房间里只剩下我，

和那个写着“不要”的纸箱。我慢慢走过去，蹲下来。从杂物缝隙里，

还能看见蜡笔盒的一角。我想把它拿出来，藏进行李箱，或者至少抽走一支——金色的那支，

或者银色那支。我的手伸到一半，停住了。

因为我想起母亲划下那道金线时的表情：不是欣赏，不是珍惜，

而是一种确认——“这东西还能用，所以扔掉也不可惜”。

在那个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对大人来说，东西的价值在于“能用”，而在于“还没用”，

甚至可能是一种缺陷。如果我把蜡笔拿出来，就算带到新家，它也不再是原来那盒蜡笔了。

它被打开过，被试用过，被归入过“不要”的范畴。它的完美，在盒子被打开的那一刻，

已经碎了。我的手垂了下来。第二天一早，收废品的三轮车准时出现在院门口。

那个纸箱被搬上车，和其他“不要”的东西堆在一起。我站在二楼的窗前，

看着车晃晃悠悠地驶出巷口，拐过泡桐树，消失在晨雾里。蜡笔走了。

和我没来得及告别的邻居玩伴、窗前那棵泡桐树、青石板路上被磨圆的凹坑一样，

永远留在了1998年夏天的这个清晨。

三、完美的代价广州的新家在一栋七层楼房的第五层。没有院子，没有树，

推开窗是对面楼同样密密麻麻的窗户。我的房间朝南，整天都有阳光，亮得让人无处躲藏。

书桌是新的，贴着淡黄色木纹的防火板，摸上去没有温度。搬来的第一周，

母亲果然带我去买了新蜡笔。不是百货公司，是一个更大的、叫“购物中心”的地方。

蜡笔柜台有整整三排，从十二色到四十八色，从纸盒到铁盒，

还有那种可以转出来、像口红一样的蜡笔。母亲挑了一盒三十六色的铁盒装：“这个好，

不容易压坏。”新蜡笔确实更厉害。颜色更多，

还有肤色、灰紫色、荧光橙这些我从未见过的色号。盒子是铁质的，

盖子上印着宇宙飞船和行星，开合时“哐当”一声，很有分量。

最特别的是配了一支白色的蜡笔，母亲说：“画错了可以用这个盖掉。”我该满足了。

那个周日下午，我决定画画。新家的第一个周末，阳光正好，作业已写完，

没有任何打扰——这似乎就是我等待已久的“特别的日子”。

我铺开最大的画纸特意让母亲买的四开素描纸，打开铁盒，蜡笔们整齐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