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门(李大河程宁)完结版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玻璃门李大河程宁

1988年·冬程宁第一次注意到那扇门，是在1988年冬天的夜班。

那时她刚满二十二岁，卫校毕业分配到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还不到半年。

急诊大厅的自动玻璃门是新装的，全市医院里独一份。

门框上贴着“自动门 请勿停留”的黄色警示贴，但总有人站在感应区发呆，门便开了又合，

合了又开，像一只巨大的、不知疲倦的嘴。夜班从晚上十点到次日清晨六点。

凌晨两点到四点是最难熬的时段，困意像湿透的棉被压在眼皮上。

程宁就靠在护士站的柜台后，看着那扇门。门外是墨黑的夜，门内是惨白的荧光灯。

玻璃上反射着急诊室的景象：输液区蜷缩在塑料椅上的家属，

分诊台前永远亮着的红色“急诊”灯，

还有她自己模糊的倒影——护士帽下露出一绺没塞好的头发。那夜雪下得很大。三点十分，

门开了。寒风卷着雪花扑进来，在地砖上化成深色的水渍。进来的是个男人，约莫三十岁，

怀里抱着个用军大衣裹得严实的小团。他鞋上沾满泥雪，一步一个湿脚印。“医生！

”他的声音劈了，在空旷的大厅里撞出回音，“我女儿……”程宁迎上去。军大衣掀开一角，

露出张烧得通红的小脸，嘴唇干裂起皮。测体温：四十度三。“什么时候开始烧的？

”“昨天早上……晚上更厉害了，说胡话……”男人语速很快，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

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怀里的孩子，手臂保持着一种僵硬的弧度，

好像生怕一动就会惊扰什么。程宁引他们到观察室。铺床，接监护仪，准备输液。孩子四岁，

叫小娟，血管细，程宁扎了两次才成功。针头刺入时，孩子哭了一声，很微弱，像小猫叫。

男人站在床边，手指抠着军大衣的扣子，扣子快被他抠下来了。“会没事的。”程宁说，

更多是职业习惯。男人点点头，没说话。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很大，随着灯光晃动。后半夜，

程宁每隔半小时去量一次体温。男人始终站在床边同一个位置，姿势都没怎么变。凌晨五点，

体温降到三十八度五，孩子睡熟了。程宁说：“你去椅子上坐会儿吧。”男人这才动了动，

腿有些僵，挪到墙边的折叠椅坐下。他从口袋里摸出烟，意识到不能抽，又塞回去。

这个动作他重复了三遍。“你是……”程宁看了眼病历本上的名字，“李大河？”“嗯。

”他搓了把脸，“从北山煤矿来的，班车停了，走了八里路。”北山煤矿在城郊，

程宁知道那个地方。去年有次矿难，送来的伤员里就有煤矿工人，

指甲缝里的煤灰洗了三遍都没洗净。“孩子妈妈呢？”李大河沉默了几秒：“走了。

去年走的。”程宁没再问。她转身去给其他病人换药，再回来时，看见李大河弓着背，

头一点一点地打瞌睡，但每次快彻底睡过去时，又猛地惊醒，去看床上的孩子。清晨六点，

交班护士来了。程宁写完护理记录，走到观察室门口。晨光从东窗渗进来，

稀释了夜里的苍白。李大河站在窗边，玻璃上蒙着雾气，

他用手指在上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太阳。小娟醒了，小声说：“爸爸，我饿。

”李大河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个铝饭盒，里面是冷掉的馒头。他掰了一小块，递到孩子嘴边。

孩子咬了一小口，慢慢嚼。程宁去食堂买了两个热包子，一碗小米粥，端过来。“趁热吃。

”李大河愣了下，接过去时手有些抖。“多少钱？我给你。”“不用。”程宁说，

“孩子得吃点热的。”她转身离开时，听见李大河很轻地说：“谢谢，护士同志。

”那天下班，程宁走出急诊大厅。自动门在她面前滑开，冷风扑面而来。她回头看了一眼，

李大河正站在观察室的玻璃窗前，朝她挥了挥手。晨光里，他的身影是个模糊的剪影。

1992年·秋四年后的秋天，程宁已经习惯了夜班的节奏。那扇自动门换了两次感应器，

玻璃上多了几道不易察觉的划痕。她自己也变了——剪了短发，

因为长头发总从护士帽里跑出来；眼角有了细纹，是长期熬夜的印记；手上多了道疤，

是某次处理醉汉时被玻璃划的。她还记得李大河。他后来带小娟来复诊过两次，一次是肺炎，

一次是骨折——孩子在矿区的土坡上摔了一跤。每次都是夜里来，

每次都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程宁知道他在煤矿当安全员，工资不高，但稳定。

知道他妹妹在乡下，偶尔会来帮忙照看小娟。还知道他三十五岁，单身，有人介绍过对象，

都没成。“带个孩子，谁愿意呢。”有一次换药时，他苦笑着说。那天程宁当白班。

下午三点，急诊送来个喝农药的妇女。抢救室里一片混乱，

洗胃机的声音、医生的指令、家属的哭喊混在一起。程宁忙了两个小时，最后人还是没了。

她走出抢救室时，手在抖，白大褂上溅了污渍。她去洗手间，用冷水一遍遍冲手。

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她想起那个妇女被推进来时手里还攥着个发卡，塑料的，

红色，嵌着颗假珍珠。洗胃时发卡掉在地上，被谁踩了一脚，裂了。下班时天已擦黑。

程宁换下护士服，从侧门走出医院。她不想走正门，不想穿过那扇自动门，

不想看到任何与医院相关的东西。“程护士？”声音从身后传来。程宁回头，

看见李大河推着辆二八自行车站在路灯下。车上挂着个布兜，鼓鼓囊囊的。“真巧。

”他有些局促，“我来给小娟买练习本，她上一年级了。”程宁点点头，不知该说什么。

她注意到李大河手里还提着个网兜，里面是两个铝饭盒。“我包了点饺子，”他说，

“白菜猪肉的。想给小娟老师送点，感谢她照顾……多了一份，你要不嫌弃……”“不用了。

”程宁说。李大河的手垂下去一点。“也是，医院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并排走了一段。

自行车轮吱呀作响，链条有点松。走到岔路口，程宁该往左，李大河该往右。

“今天有个病人没救过来。”程宁忽然说。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个。李大河停下脚步。

“喝农药的那个？”“你怎么知道？”“我下午来买本子，听人说了。”他沉默片刻，

“北山煤矿前年也有个喝农药的，是我工友的老婆。为了一头猪，跟邻居吵架，想不开。

”程宁看着他。“我去帮忙抬人的时候，”李大河继续说，声音很平，

“看见她家灶台上还热着饭，土豆炖豆角，锅里咕嘟咕嘟冒泡。她男人后来疯了，

说闻到土豆味就想起她。”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风吹过，路旁的梧桐叶沙沙响。

“我就是……”程宁开口，又停住。“我懂。”李大河说，“有些事，看多了，心里就堵着。

”他把自行车支好，打开网兜，取出一个饭盒。“还是热的。你拿回去，不想吃就明天吃。

”这次程宁没拒绝。饭盒很暖，透过网兜传到她手心。“谢谢。”“该我谢你。

”李大河推起自行车，“小娟那次发烧，要不是你……”他没说完，挥挥手，骑上车走了。

程宁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饭盒的暖意一点点渗进皮肤里。

那晚她回到家——医院分的宿舍，单间，十二平米。她打开饭盒，饺子还温着，

整齐地排列着，边缘捏着细密的花边。她吃了一个，味道普通，咸淡适中，

有股家常的踏实感。窗外的城市灯火阑珊。程宁想起今天死去的那个妇女，

想起她手里的红色发卡，想起李大河说的土豆炖豆角。她忽然很想知道，那个发卡是谁送的，

那锅土豆炖豆角后来怎么样了。还有，李大河的饺子，为什么偏偏多带了一盒。

1995年·春第三次，是在民政局。程宁穿着件浅灰色的确良衬衫，

李大河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他们并排坐在长椅上，前面还有三对新人。

一对年轻情侣头靠着头说悄悄话，一对中年男女各自看报纸，还有一对老夫妻，

老太太不停整理老头子的衣领。“紧张？”李大河小声问。“有点。”程宁说。

确实是“有点”。更多的是恍惚。从李大河提出结婚，到双方见家长，再到今天坐在这里，

前后不过三个月。程宁的同事说太快了，她妈也说太快了。但程宁自己觉得，

有些事就像输液——针扎进去时需要果断，犹豫反而更疼。她三十岁了。护士长找她谈过话，

说院里可能要提拔一批年轻干部，但她学历不够，卫校中专，现在大专生都一抓一把。

家里催婚催了五年，相亲见过的人能坐满急诊大厅的一排塑料椅。有个医生追过她，

条件很好，但她看见过他对病人家属不耐烦的样子，那双戴着手套的手，

曾那么温柔地处理伤口，也曾那么粗暴地推开一叠病历。然后就是李大河。他话不多，

但每次说话都看着她的眼睛。他手巧，会修自行车、补锅、给小娟扎复杂的辫子。

他记得程宁夜班的日子，有时会送宵夜来，用保温桶装着，站在医院对面的路灯下等。

他不说“辛苦”，只说“趁热吃”。轮到他们了。工作人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

例行公事地问：“自愿结婚吗？”“自愿。”李大河说。“自愿。”程宁说。签字，按手印。

红本本递到手里时，程宁觉得它轻得有些不真实。走出民政局，阳光很好，

门口的玉兰花开得正盛。“我去取车。”李大河说。他借了矿上的皮卡，

今天用来拉程宁的行李——她要搬去北山煤矿的家属院了。程宁站在台阶上等。

她翻开结婚证，照片是上周拍的。她笑得很僵硬，李大河笑得很憨。拍照师傅说：“靠近点，

再近点。”李大河的肩膀轻轻挨着她的肩膀，隔着衣服传来体温。“程宁？”她抬头，

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不远处。是陈医生，急诊科的，追过她的那个。他显然刚下班，

手里还提着病历袋。“真巧。”陈医生走过来，看了眼她手里的红本，“恭喜。”“谢谢。

”陈医生犹豫了一下：“其实我后来想明白了，那时候是我太……”“都过去了。

”程宁打断他。“他对你好吗？”程宁望向马路对面。李大河正从皮卡车上下来，

手里拿着瓶水，小跑着穿过马路。阳光照在他身上，中山装显得过于宽大，但他跑得很稳，

像一棵会移动的树。“嗯。”她说。李大河跑过来，看见陈医生，愣了下。

程宁介绍：“这是陈医生，以前的同事。这是我爱人，李大河。”两个男人握手。

陈医生的手很白，指甲修剪整齐。李大河的手很糙，掌心的老茧硌人。简单寒暄后，

陈医生告辞。走了几步，又回头：“程宁，急诊科那扇自动门上周坏了，彻底关不上，

院办说要换新的。”程宁点点头。她看着陈医生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忽然想起很多个夜班，

他们一起处理伤员，配合默契。但那些记忆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模糊，失真。“喝水。

”李大河拧开瓶盖。程宁接过，喝了一口。水是甜的，他加了蜂蜜。

“刚才那是……”“以前的同事。”李大河没再问。他打开副驾驶的门：“上车吧，

小娟在家等着呢。”皮卡驶出城区，开上通往北山煤矿的土路。路两旁是刚返青的麦田，

远处是煤矿的轮廓，井架高耸，像个巨大的十字架。“你会后悔吗？”李大河忽然问。

程宁看向窗外。一个农人赶着羊群过马路，羊羔咩咩叫。“后悔什么？”“嫁给我。

住到矿区来。离医院那么远。”程宁想了想。“那扇自动门要换了。”“什么门？

”“急诊科的门。我跟它较劲了七年，现在它终于坏了。”她转回头，看着李大河，

“我好像……没力气跟什么东西较劲了。”李大河的手从方向盘上移开，握住她的手。

他的手很暖，掌心粗糙的纹理摩挲着她的手背。谁也没再说话。车驶进矿区家属院。

一排排红砖平房，晾衣绳上飘着各色衣服。几个孩子在空地上跳皮筋，看见车来，都停下看。

其中有个扎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看见李大河，眼睛一亮，飞奔过来。“爸爸！程阿姨！

”小娟九岁了，长高了一大截。她扑进程宁怀里，身上有股阳光和肥皂混合的味道。

“该改口了。”李大河摸摸女儿的头。小娟仰起脸，眼睛亮晶晶的：“妈妈。”程宁蹲下来，

抱住这个瘦小的身体。小姑娘的骨头硌人，但很温暖。那一刻，程宁忽然觉得，

这个称呼比刚才那个红本本重得多，也真实得多。1998年·夏北山煤矿的夏天，

空气里永远浮着一层煤灰。晾出去的白床单，傍晚收回来时，边缘会有一道浅浅的黑印。

程宁学会了在窗台上养仙人掌——只有这种植物能在矿区活下来。她调到了矿职工医院，

比市医院小得多，只有一栋三层小楼。没有自动门，只有两扇需要用力推开的木门，

合页生了锈，开关时吱呀作响。日子过得很快，像翻书。小娟上初中了，成绩不错，

喜欢画画。程宁在她作业本背面见过铅笔画：井架、运煤车、还有李大河戴着安全帽的背影。

画得稚嫩，但线条里有种专注的温柔。1998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新闻里天天播报灾情，

矿上组织捐款。程宁捐了一个月的工资，李大河捐了两个月的。晚上吃饭时，

小娟问：“爸爸，咱们这儿会被淹吗？”“咱们这儿是高地，淹不着。”李大河说。

但程宁知道他在担心。连着好几天，他下班后都去检查矿区的排水沟，拿着手电筒，

一截一截地看。夜里下雨，他会突然惊醒，坐在床边听雨声。七月底，程宁发现自己怀孕了。

三十三岁，算是高龄。李大河知道后，一晚上没说话，只是不停地摸她的肚子，

好像要确认那里面真有个小生命。“生下来吧。”最后他说，“我多加班。

”程宁也是这么想的。但她隐隐有些不安，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年龄，也许是矿区的环境，

也许只是孕妇常见的焦虑。八月初，李大河接到任务，要去参加矿上的抢险队，

支援临近一个被水围困的小矿。要去三天。“一定要去吗？”程宁问。“我是安全员，

懂排水。”李大河收拾着简单的行李，“而且王矿长点名了。他平时待我不薄。

”程宁没再说什么。她帮他把雨衣叠好，往包里塞了两包饼干，一袋榨菜。李大河出门时，

天还没亮。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轻轻抱了抱她。“小心点。”程宁说。“嗯。你也是。

”三天后，抢险队回来了，少了两个人。一个是李大河的徒弟小赵，才十九岁，

被塌方的土石埋了。另一个是邻近矿的老矿工，心脏病突发。追悼会在矿上的礼堂举行。

程宁没去，她孕吐得厉害，李大河让她在家休息。晚上他回来时，

身上有酒气——矿上给家属发了抚恤金，请抢险队吃了饭。他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

头埋得很低。程宁走过去，看见他在哭，没有声音，肩膀一耸一耸的。她蹲下来，抱住他。

李大河的身体很硬，像一块冷却的铸铁。“小赵……”他终于发出声音，“出发前还说，

等他回来，要请我喝喜酒……他对象怀孕了……”程宁的手放在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她能感觉到里面的生命，像一条安静游动的小鱼。那一夜，李大河断断续续说了很多。

说洪水如何冲垮了煤堆，说他们如何在齐腰深的水里挖排水沟，

说小赵被埋前最后一句话是“师傅，我鞋掉了”。他说得很乱，有时候前言不搭后语。

程宁只是听着，偶尔拍拍他的背。后半夜，李大河睡着了。程宁却醒了。她走到窗前，

看着外面的矿区。夜里的井架亮着几盏灯，像悬在空中的星星。远处传来火车运煤的轰隆声，

沉闷，绵长。她想起市医院那扇自动门。如果它还在，现在应该已经换成新的了。

她忽然很怀念那种感觉——站在门内，看着门外的人进来，又看着他们离开。作为旁观者，

作为记录者，而不是亲历者。天亮时，李大河醒了。他眼睛红肿，但恢复了平时的样子。

他做了早饭，煮了粥，煎了鸡蛋。“今天我去医院给你请假。”他说，“以后别上夜班了。

”“不用，我自己去。”“我陪你去。”他们坐矿上的通勤车去市里。路过第三人民医院时，

程宁看见急诊科的大门果然换了，新的自动门，更宽，玻璃更亮。门开了又关，人进进出出，

像四年前一样。职工医院的医生给程宁做了检查。“胎儿有点小，要加强营养。你太瘦了。

”李大河认真记下医生的每句话，像个小学生。走出诊室，他说：“我去买只鸡，炖汤。

”“不用那么麻烦。”“不麻烦。”他顿了顿，“程宁，我会照顾好你们。”程宁看着他。

这个男人的脸上有了更多皱纹，鬓角有了白发。但他眼神很坚定，像矿井深处的煤层，沉默，

但蕴含着热量。“我知道。”她说。回家的车上，程宁靠着车窗睡着了。她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又站在急诊科的护士站，看着那扇自动门。门外走进来很多人，

有李大河抱着发烧的小娟，有喝农药的妇女，有陈医生，有小赵，

还有她自己——二十二岁的自己，戴着有点歪的护士帽，眼神清澈，对未来一无所知。

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进来，又带着自己的故事离开。

只有那扇门一直在那里，见证，沉默。醒来时，车已到矿区。李大河说：“你刚才笑了。

”“做了个好梦。”“梦见什么了？”程宁望向窗外。夏日的阳光炽烈，煤灰在光线中飞舞，

像细小的金粉。“梦见一扇门。”她说，“一直开着。”2003年·秋女儿小雨五岁那年，

程宁三十五岁，李大河四十四岁。时间像矿区拉煤的传送带，平稳，持续，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节奏。小雨和小娟完全是两种性格。小娟文静，喜欢看书画画，成绩好，

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住校，周末才回来。小雨活泼好动，像个小炮仗，

一分钟都闲不住。她继承了大河的大眼睛和程宁的薄嘴唇，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2003年，非典来了。矿区也紧张起来，到处都飘着消毒水的味道。

职工医院门口搭了临时帐篷，所有进出的人都要测体温。程宁被调到发热门诊，

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两层口罩，下班时脸上都是勒痕。李大河的煤矿实行了封闭管理，

工人吃住都在矿上，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他主动申请留在矿区，说自己是安全员，

这时候不能走。程宁理解，但夜里一个人带着小雨，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

还是会觉得房子太大，太空。十月初，小雨发烧了。三十八度五，咳嗽。

程宁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给小雨测了三次体温，一次比一次高。“妈妈，我难受。

”小雨窝在她怀里，小脸烧得通红。程宁给职工医院打电话，院领导很紧张：“程护士，

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如果是普通感冒还好，万一是……”“我明白。”程宁说，

“我在家隔离观察。但能不能送点药来？”药送来了，放在门口。程宁戴着口罩去取，

看见塑料袋上贴着一张纸条：“程姐，保重。需要什么再打电话。——小刘”小刘是药房的，

程宁带过的实习生。纸条上的字迹很潦草，但那个“保重”写得很用力，纸都划破了。

接下来三天，程宁寸步不离地守着小雨。烧时高时低，咳嗽不见好。

她每隔两小时量一次体温，记录，喂水，用温水擦身体。夜里不敢深睡，趴在床边，

手搭在小雨的额头上。第四天凌晨，小雨的体温飙到四十度，开始说胡话。程宁慌了，

她给医院打电话，值班医生说救护车都派出去了，让她再等等。“等不了！

”程宁几乎是吼出来的，“我女儿才五岁！”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程姐，你也知道规定，

如果是疑似病例，必须专车接送……我们现在真的没车。”程宁挂了电话。

她看着床上蜷缩成一团的小雨，做了一个决定。她用毯子把小雨裹好，戴上口罩，

背起女儿出了门。深夜的矿区一片死寂，只有路灯投下昏黄的光圈。从家属区到职工医院，

步行要二十分钟。程宁走得很快，脚步在空旷的路上踏出回音。走到一半，小雨醒了，

迷迷糊糊地问：“妈妈，我们去哪儿？”“去医院，很快就到。”“爸爸呢？

”“爸爸在矿上，很快回来。”其实程宁不知道李大河什么时候能回来。矿上封闭后，

他们只能通过办公室的电话联系，一周通一次话，每次不超过五分钟。上次通话时，

李大河说矿上一切都好，就是工人们想家。他说等疫情过去，要带全家去市里吃顿好的，

小雨一直想吃肯德基。职工医院到了。发热门诊的灯还亮着，但门口没人。程宁按了门铃，

很久才有人应。是个全副武装的医生，隔着玻璃门问：“什么症状？”“高烧，咳嗽四天了。

五岁女孩。”医生犹豫了。程宁能看到他眼里的挣扎——一方面是职业操守，一方面是恐惧。

非典期间，全国医护人员感染率不低。“我是程宁，本院护士。”她补充道。医生愣了愣，

然后打开门：“快进来。”检查，拍胸片，抽血。小雨很乖，抽血时都没哭，

只是紧紧抓着程宁的手。结果出来：普通肺炎，不是非典。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医生给小雨开了点滴，安排她住进隔离观察室——虽然是普通肺炎，但特殊时期，

还是要按流程走。程宁陪在床边。点滴一滴滴落下，小雨睡着了。

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再变成鱼肚白。程宁看着女儿安静的睡脸，忽然想起很多年前，

李大河抱着小娟来急诊的那个雪夜。那时她还是个年轻护士，现在她是个母亲。早晨七点，

电话响了。是李大河，从矿上打来的。“小雨怎么样了？”他的声音很急。“普通肺炎，

在打点滴。没事了。”电话那头是长长的呼气声。“我昨晚右眼皮一直跳，

就知道不对劲……我能回来吗？”“规定不让。”沉默。

程宁能想象李大河在电话那头攥紧拳头的样子。“程宁，”他说，“对不起。

”“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这种时候，我不在你们身边。”程宁看向窗外。晨光中，

矿区的轮廓渐渐清晰。远处传来早班工人的说话声，模糊，但充满生命力。

“你在做你该做的事。”她说，“我们都在做该做的事。”三天后，小雨出院。又过了一周，

矿区的封闭管理解除了。李大河回家的那天，胡子拉碴，眼窝深陷，但一进门就抱起小雨，

转了好几个圈。“爸爸臭！”小雨捏着鼻子。李大河大笑：“井下待了一个月，能不臭吗？

”那天晚上，李大河烧了一大锅水，彻彻底底洗了个澡。程宁给他找干净衣服时，

看见他换下来的工作服，膝盖处磨破了，补丁摞补丁。夜里，小雨睡熟后，

李大河从背后抱住程宁。他们很久没有这样静静地躺在一起了。“程宁。”“嗯？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哪天不在了，你要好好的。”程宁转过身，在黑暗里看着他。

“胡说什么。”“不是胡说。”李大河的声音很轻，“这次在矿上，我想了很多。

小赵走的时候，儿子还没出生。老李头走的时候，孙子刚满月。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我怕……”程宁捂住他的嘴。“不怕。”他们都不再说话。窗外有秋虫鸣叫，

一声，一声，像心跳。程宁想起非典最严重的时候，有个从外地回来的矿工发烧，

被隔离在职工医院。那人的妻子天天来送饭，站在警戒线外，把饭盒交给护士，

然后站在那里，一直等到饭盒被拿进去。她从来不说话，只是站着，像一棵树。

有一天程宁值班，接过饭盒时随口问：“今天做了什么？”女人愣了一下，

然后说：“红烧肉，他爱吃。”很普通的一句话，

但程宁记得那女人说这话时的眼神——温柔，坚定，像在完成一个重要的仪式。

后来那人确诊不是非典，解除隔离回家的那天，女人在门口等他。两人什么也没说，

就是并肩往回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最后融在一起。

程宁把这个故事讲给李大河听。李大河听完，握紧了她的手。“我们也会那样。”他说，

“到老都在一起。”程宁没说话。她在想，或许爱情不是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在漫长岁月里，

一次次选择站在彼此身边。就像那个女人，每天站在警戒线外，风雨无阻。又或许，

就像那扇自动门。有人进来，有人离开，但总有人会在门外等待，总有人会在门内守候。

2008年·春2008年春天，程宁四十二岁，李大河五十一岁。时间像北山煤矿的煤层，

一层层沉积，把往事压成坚硬的化石。小娟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找到工作，做平面设计。

她很少回矿区，电话也打得少，但每个月会寄钱回来。程宁把钱都存着，

说以后给小娟当嫁妆。李大河说不用，让小娟自己留着，年轻人在外面不容易。小雨十岁，

上四年级。她不像姐姐那么爱学习，但人缘好，是班上的孩子王。

周末常带着一群小孩在矿区空地上疯跑，弄得一身灰回来。程宁说她，

她就嬉皮笑脸：“妈妈，我是煤矿工人的女儿，身上没煤灰才奇怪呢。”三月，

李大河升了安全科长。工资涨了一截，但责任也更重了。他回家越来越晚，